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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背后的湖北故事:34年前,武汉请来一位“洋厂长”正文

类别:非主流意境 | 点击: | 日期:2019-10-06

档案背后的湖北故事:34年前,武汉请来一位“洋厂长”

▲坐落在武汉汉正街都市工业区的格里希铜像。完颜文豪摄

武汉,汉正街都市工业区,一片方形小树林,只有四分之一足球场大小,被周边密集的厂房和嘈杂的机器声包围着。

深绿色的冬青树叶,掩映着一位德国人的半身铜像。它太不起眼了,倘若不细看基座上的文字,路过的年轻人或许根本想不到,30多年前,这位德国人给这座城市带来的震撼与轰动。

3公里外,古五路以西,解放大道以南,几栋老旧楼房与新的高层住宅楼,交错坐落在一起。74岁的夏发有,费力搜罗着脑袋里的记忆碎片,向记者拼接出有些遥远的工厂场景。

这块土地曾经见证了一个明星国有工厂的兴盛与衰落。如今,这里除了几栋职工宿舍楼,再也找不到工厂存在过的痕迹。

档案背后的湖北故事:34年前,武汉请来一位“洋厂长”

▲格里希和武汉柴油机厂干部一起拟定全厂劳动工资的改革方案。新华社资料片

1984,“突破之年”

1984年9月的一天,当65岁的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·格里希,拖着一个大皮箱,从德国辗转北京,到达汉口火车站时,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。

在次年初的新华社报道中,1984年被称为“突破之年”而载入我国史册。

这年暮春,我国自制的运载火箭,把试验通信卫星送到三万六千公里高空,定点在与地球同步的轨道上,开始了通信、广播和电视传送等试验。

夏天,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美国洛杉矶发出清脆枪声,夺得第23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,突破了中国在奥运会历史上金牌“零”的记录。

秋天,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,拉开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。

冬天,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。邓小平提出的“一国两制”构想博得全世界称道。

“个子高高的,一头白发,瓜子脸,看起来严肃直率,聊起天来却活泼亲切。”87岁的武汉市外事办原副主任吕志清,还记得在火车站第一次见到格里希的场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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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武汉市人民政府1985年4月15日授予联邦德国专家、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威尔纳·格里希荣誉市民称号。图为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(左)向格里希(右)授予荣誉市民证书。新华社资料片

这次见面的两年前,武汉市就与格里希的故乡联邦德国杜伊斯堡市,结成友好城市,开展了多项合作交流,其中之一是邀请德国退休专家到武汉担任技术顾问和咨询。

1983年7月8日,邓小平发表了《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》的谈话,“要利用外国智力,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。搞现代化建设,我们既缺少经验,又缺少知识。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。要扩大对外开放,现在开放得不够……”

5个月后,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,派出了第一批3位退休专家到武汉,在几家国营工厂里担任技术咨询。

次年,格里希到了武汉,作为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,他被安排到武汉柴油机厂做技术咨询。

1963年,19岁的夏发有,进入武汉柴油机厂,当上一名模具钳工。此后几十年的工厂岁月里,他最乐意谈起的,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

那是这家国有工厂最辉煌的时期,工人干得起劲。“加班没有报酬,不让哪个工人加班他还不高兴。”夏发有回忆。常州柴油机厂跑来学习经验,在“工业学大庆、农业学大寨”的年代,武汉柴油机厂曾被评为武汉市首家“大庆式企业”。

然而,在格里希到来之时,这个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的工厂,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光,像一头年岁已高的老牛,喘着粗气,满身是伤,吃力地活着。

这家建立于1954年的老牌国有企业,此时已有太多弊病,让这位退休专家无法忍受。

工厂管理混乱,职工劳动纪律涣散,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同行业之末;铸造车间只有1937年的生产水平,机器设备都是1960年代之前的产品;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比较差,尽是别的工厂不要的老弱劳力;工厂一年亏损500万元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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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1984年11月1日,格里希应聘担任湖北省武汉柴油机厂厂长。图为格里希厂长在该 厂加工车间检查零部件质量。新华社资料片

破天荒的大新闻

当时间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大幕尚未完全拉开,除了京、津、沪三个直辖市外,各大城市都是省辖市,国家以省作为经济单位,经济计划通过省来安排。在全国范围内,一大批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,经济管理和经济决策权限较小,无法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,条块分割、区域封锁情况严重。

“当时全国的省市关系非常不好,武汉这么大的城市,没有任何权限。”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伍新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。

这位75岁的老人,曾是武汉市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,脑袋里装着一长串改革的故事。他印象最深的是,“当时武汉港是最特殊的,几十公里的港口,由上百家部门分管着,90%的码头都闲置着,利用率极低。”

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推开之前,大城市的一些国有企业,仍在吃着国家的“大锅饭”,只按计划生产,不关心产品销路和赢利亏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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